所谓矩，就是天道、天命的法则，也是生命的最高法则。
比如美国的郝大维、安乐哲这些学者，就提出这样一些看法。您对辜鸿铭对于孔学的研究和贡献有什么评论？ 答：辜鸿铭在近代历史上被认为是一个怪杰，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在对西学了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有一些看起来和中国现在的社会时代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它包含着一种深刻意义，我觉得绝不能轻易地忽视它。
他的特别之处，是受到了西方基督教的影响，认为仁以性为依据，而性是来源于上帝的。那么既能言，为什么又不言呢？孟子也有这一类说法，他说：天命于人，不是谆谆然命之，而是以行与事命之。孔子的学说是改革性的，不是颠覆性的。但是我相信，中国人是有自觉的。性与天道那个天命的命是超越层面。
但孔子的天人之学是宗教学说，还是人文主义，这是近年来哲学与文化讨论中经常提出而又语焉不详的一个问题。孔子、孟子都有这样一种思想。但是，它能够与科学理性的方法结合起来。
方法论的出现得益于逻辑的运用。这是一个过程，我们正处在这一过程之中。梁漱溟先生认为直觉是理性的，而冯友兰先生认为直觉是非理性的、神秘的，牟宗三先生则认为直觉是完全理性的。科学理性精神是建立生态学的基本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但是，方法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有某种哲学，才有某种方法。在体验中便有移情作用，移情也就是同情。
[1] 一、方法论与哲学观 哲学的创造总是伴随着新方法的出现，因此，很多哲学家都很重视方法的问题。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用消化康德的办法讲中国哲学，提出智的直觉与逆觉的方法，试图回到中国哲学的直觉，但又用西方的理性解释之，将直觉说成是完全理性的。不仅概念与概念之间，概念与经验之间，也不是截然分开、各自独立的。不是先有方法，才有哲学，而是先有新的哲学问题的提出，才有解决问题的方法随之而生。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要求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将中国哲学的概念讲清楚，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西方近代哲学发生认识论转向之后，主客体的区分已经完全确立，如何认识客体的问题突出起来，于是才有方法论的出现。而牟先生则认为人是可以具有的，所以，人既是人又是神。与此相应，人的情感体验是具有理性精神的或理性化的，决不是私人的好恶与快感之类。
[1] 这是蒙培元先生亲撰的摘要，但文章刊出时未用。我认为不能笼统地这样说，如果与西方哲学的以自我意识为标志的个人比较，的确是不同的。
当然，其最高体验可以是一种不可言传的神秘体验，亦可说是一种宗教体验。这中间有差异性原则，但是仁的本质是一样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想说明，方法问题固然很重要，但是必须同哲学问题即哲学观联系起来，才有意义，也才能得到说明。现代西方哲学发生语言学的转向，于是，便有语言分析的方法。类比方法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又一个重要方法。这也许就是冯先生所说的拖泥带水。对中国哲学现代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冯友兰，明确提出方法的问题。越是倾向于接受西方哲学观念的人，越是喜欢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讲中国哲学，并且强调方法的重要性。
这些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都谈到方法的问题，这同受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冯先生所说的理性正是从理智、知性而言的，就此而言，牟宗三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
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的机械论哲学，它是一种整体论的生命哲学，其基本的理论架构是天人合一。中国哲学的方法与中国哲学的问题分不开。
体验和直觉一样很难用概念语言说清楚，但是，体验确实是生命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是人与自然相处中不可缺少的。而真正实现这一普遍关怀、从而享受到生命快乐的根本方法，就是情感体验。
这也是科玄论战的继续。直觉方法主要解决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包括安身立命之道[⑨] 托马斯·古德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第197页。作者将这两种观点的争论看作是现代的一场战争，未来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一种观点占上风。
但是，我对把悠闲自得当作一种行为准则寄予希望。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仅要改变生活方式，而且要改变人类自身，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继续生存下去。
[⑤] 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第392页。但是，生活被物质化了，时间被商品化了，因此，自由时间虽然增多了，人们却变得更加忙碌了，感觉活得更加匆忙、更累了。
人类的幸福就在对自然的贴近、热爱、欣赏和敬畏之中，在对人和万物的友善和关怀之中。进步不再是财富的高速积累、物质享受的不断增加，而是更多地表现出我们对生态的理解，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从历史层面上说，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直接关联。与现代思维模式相比，作者表示，我们偏爱传统观念[⑧]。休闲是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不是功利主义的。肩负着树立理想的责任而不是着眼于利益。
作者不仅讨论了西方思想史中的休闲文化，而且谈到了中国文化，谈到了孔子、老子、佛教，渴望像孩子一样地生活，认为那些过着最真最快乐的生活的人也就是一些至少保留着部分童心的人[⑨]。这种思维模式把现实世界看作存在于三维时空中的分离物体，而时间是一条直线，一切都是线性的，它很自然地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具有竞争性的，追求外在目标的生活方式[②]。
中西文化之间是应当而且能够相互理解、相互补充的。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不是有害于健康的。
[①] 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现在，休闲已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
